其实在去年年末，世界银行联合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缴税2017》（Paying Taxes 2017）的专题报告中，对全球190余个经济体的企业税收负担进行了分析。在全球企业总税率（Total Tax Rate）的排行榜中，中国以68%的税收负担排在第12位，比2015年上升一位，远远超过世界平均40.6%的总税率水平。

在世界银行的定义中，总税率是用企业减免掉法律允许部分之后必须缴纳的税额占商业利润的比例，包括利润税或企业所得税、雇主缴纳的社会派款和劳务税（包括所有强制性派款，甚至包括交付给返还型养老金之类的私营实体的派款）、财产税、周转税和其它税（如市政设施费以及车辆税）等五类。

事实上，2000年时，OECD各成员国企业所得税综合税率的平均值曾达到32.49%，德国、日本企业所得税综合税率分别高达52.03%和40.87%，美国在35个成员国中税率排名第七位，其余国家除智利、匈牙利及北欧部分国家低于30%外，其余基本处于30%-40%的范围内，所以从当时的水平相对来看，美国企业所得税税率并不高。然而过去十年来，全球范围内普遍经历了企业所得税减税浪潮。

根据世界银行测算结果，2005年以来，全球企业税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其中主要经济体和地区，如中国、日本、欧盟和亚太非高收入地区国家，企业税率都有不同幅度的下降。2016年以来很多国家都计划或酝酿将减税作为税制改革主题。除美国之外，2016年德国和日本的企业所得税率已分别降至30.18%和29.97%。2016年11月，英国首相特蕾莎• 梅提出将企业所得税税率从20%降至17%，目标是实现英国在G20中最具有竞争力的低税率。2017年2月，印度公布最新年度财政预算，将年收入在25万-50万卢比人群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从10%下调至5%等。

根据统计，在2005年时中国总税率为45.5%，低于52.2%的世界平均值，并在2011年下降至36.5%，为近12年来的最低水平。尽管全球企业的平均总税率逐年下降，中国企业总税率还是在2013年开始大幅上升，从前一年的37.2%迅速升至68.7%，并连续四年维持在高水平上，税负排名也因此水涨船高，离进入世界前十仅一步之遥。

在中国高达68%的企业总税率中，利润相关税收为10.8%，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欧盟和北美等经济发达地区。但是劳动相关的税费则高达48.8%，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之多！

不过，新华社撰文指出，不应直接将中美企业税率作对比。不要忽视两国税收结构的差异，比如，中国税收主要依赖企业税，而美国主要依赖个人税。除非改变整体税制，否则中国绝无可能将实际企业税降至美国水平；但即便中国实际企业税率远高于美国企业税率，也并不意味着企业必然会从中国回流美国。税率仅仅是影响企业投资的因素之一。其他因素包括市场规模、供应链、产业集群、营商环境、法治环境、宏观政策等。企业会在税率和当地的公共服务之间寻找一个最优比，而不是让资本盲目地流向税率最低的地方。假如以为靠政府减税就能吸引资金的话，很多比美国税率低得多的欠发达国家为何始终在低水平上挣扎呢？

这里有必要提到根据美国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命名的“诺斯悖论”：民众组成国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提供公共物品，以实现社会繁荣，经济越发达、民众生活水平越高，需要的公共物品越多，也需要越大的政府部门，但国家会产生自身的利益，转而追求财政收入的最大化，政府官员和精英攫取更多的份额以自肥，反而最终使经济衰落下去。

现代国家始终处在努力探索“诺斯悖论”最优解的旅程之中：既不让政府规模过大变成压迫性的“利维坦”，也不让公共物品的供给过少，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乃至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特朗普税改到底是向着这个“最优解”前进还是与之反向而行，还需要经济事实的检验。但在答案揭晓之前，我们不宜出于某种单向度的思维，将其吹嘘地过于神奇，乃至影响对世界形势的判断。